“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路径主要是顶层设计先行,各级部门积极推动,市场主体积极响应的‘自上而下’的驱动路径”,方怡向认为,过去近十年,各级政府、监管部门为助力绿色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,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,取得了迅速的发展。
行业标准是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。2022年初,央行等四部委发布《金融标准化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》指出,绿色金融发展要遵循“国内统一、国际接轨”原则,建立健全一套严格、明确、细致、可操作的标准。按照该规划要求,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(2021年版)》《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》《环境权益融资工具》《中国绿色债券原则》《碳金融产品》等一批绿色金融标准、指引先后出炉,逐步构建起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,规范绿色金融市场有序发展。
同时,绿色金融领域的激励约束机制建设不断健全。方怡向指出,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出台绿色金融扶持政策,通过补贴、税收、货币政策工具等激励约束机制,驱动环境效益、社会效益等外部效应内生化。
对此,商道融绿董事长郭沛源表示,从过去几年实践看,我国对绿色金融和ESG投资的激励约束机制,以激励为主,约束为辅;激励的核心则是以促进资金流入为主,降低成本为辅。比如,原银保监会于2022年6月发布的《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》,要求银保机构从战略高度推进绿色金融,加大对绿色、低碳、循环经济的支持,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。“这项指引把银行业的非信贷业务、保险业的承保及资管业务纳入进来了,激励更多资金投向绿色金融领域,涉及总计数十万亿的资产规模”,郭沛源表示。
随着标准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完善,绿色金融产品不断涌现,绿色资产规模持续增长。方怡向表示,当前我国已初步形成绿色贷款、绿色债券、绿色保险、绿色基金、绿色信托、碳金融产品等多层次的绿色金融创新产品和市场体系,绿色金融市场持续保持稳步增长态势。
公开数据显示,截至2022年末,我国绿色金融资产规模超过25万亿元。其中,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22.03万亿元,同比增长38.5%,去年全年增加6.01万亿元;境内“贴标”绿色债券累计发行规模达2.62万亿元,去年全年发行规模8724.57亿元,同比增长44.66%;绿色保险、绿色信托、绿色基金等其他绿色金融资产均取得快速的发展,对绿色实体经济的支持成效显著。
不过,方怡向指出,尽管我国绿色金融产品体系越来越丰富,但产品发展不均衡。“绿色信贷具有绝对主导优势,占绿色金融资产规模的近九成,而作为绿色金融市场第二规模的绿色债券,存量规模为绿色信贷规模的十分之一左右,绿色保险、绿色基金、绿色信托以及绿色股权等产品规模均较小。”
此外,方怡向也指出,我国绿色金融在区域发展上同样存在不平衡的问题。“目前来看,东部发达地区绿色金融环保意识更强,绿色投资和减排技术研发投入力度较大,绿色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,而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则相对较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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